語言即生活、社會即教室：試論生態觀的華語文教育

語言教育（不論是第一語還是增加的語言）有三個層次，個人的教學層次、機構的教育層次、和國家的戰略層次。2013年我在《臺灣華語教學研究》發表了一篇題為「學語言是學到了什麼？從語言的多面向樣貌探討語言教學的新路徑」的文章，強調語言不僅僅是語音、詞彙、語法而已，而包含多個面向，可以用不同的方法，全方位地學習，這是個人的教學層次。2014年在《華語文教學研究》發表了另一篇題為「華語文教育轉型為以知識與技能為產品元素的服務產業：一個新典範的探討」的文章，倡議將服務科學的理論架構應用於國際華語文教育，以因應數位網路所帶來的知識環境與學習本質的改變，這是機構的教育層次。這兩篇文章所提的觀點都不是特別針對華語文教學，而是適用於所有的語言教育。爾後，我研讀了美國學者Leo van Lier的著作”The Ecology and Semiotics of Language Learning: A Sociocultural Perspective”，進一步獲得啟發。從生態的角度觀之，語言是一個我們賴以建構意義的系統（a meaning-making system）。我們利用語言和自己對話、和他人溝通、與環境互動，藉此建立適當的關係，構築我們生活的目的與生命的意義。我們雖然也利用非語言的工具建立這些意義，但是語言有著獨特且無可替代的功能。這種意義與周遭的生態環境密不可分，是建立於其上的；所以，語言的學習不能脫離生態環境而進行。從生態的角度觀之，語言的學習是自然且必要的；在封閉的社會裡，語言學習只涉及母語；但是在開放的社會、全球化的生態環境裡，第二語、乃至第三語、第四語的學習也是一件自然且必要的事；結合生態環境的語言學習會是自然而然、水到渠成的。從生態的角度觀之，教師的角色在引導學生使用語言建構其生活的目的與生命的意義；學生學習第二語是在擴充、重組這個意義，所以只能由學生主動為之，不能被動由教師教之；背離此原則時，學習便失去意義，也就不會發生。從生態的角度觀之，語言學習是終身的活動，有因人而異的進程，隨著所建構的意義的深度與廣度開展；因此，語言學習需要因人、因事、因時、因地、因物制宜，伺機而學；單一的教師、固定的教材、標準化的測驗不足以支持語言的學習；語言學習需要彈性地善用週遭生態環境中的各類資源。從生態的角度觀之，語言學習涉及價值的建立，需要批判性的思考；語言的使用不是中性的，會傳遞某種價值與觀點，可以助人、也可以傷人，可以忠於事實、也可以扭曲事實，可以反映現實、也可以創造現實。杜威曾經提出「教育即生活、學校即社會」的主張，生態觀的語言教育可以主張「語言即生活、社會即教室」，以為呼應。這樣討論語言教育，可以算是國家的戰略層次了。